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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预计收购粮食8000亿斤******

2022年预计收购粮食8000亿斤

国内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1月11日，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2022年夏粮和早籼稻旺季收购圆满收官，秋粮旺季收购平稳有序，牢牢守住了“种粮卖得出”的底线，预计全年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8000亿斤左右，与近年来平均水平相当。

　　“2022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政治责任，在国际粮价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国内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着力强化‘产购储加销’协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储备实力进一步增强，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及时有力，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丛亮在11日召开的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上表示。

　　秋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当前，秋粮收购处于高峰期，秋粮收购进展总体平稳有序。截至2023年1月5日，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2324亿斤，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中晚籼稻499亿斤、粳稻632亿斤、玉米1152亿斤、大豆40亿斤。从区域看，目前南方中晚籼稻旺季收购进入收尾阶段，收购进度已过九成；东北、华北正集中上量，东北粳稻收购进度近八成、玉米超四成；华北地区玉米收购进度超四成。

　　与此同时，秋粮收购呈现购销较为活跃的特点。秋粮上市后，加工企业加快备货补库，储备企业轮换工作有序启动，贸易企业择机入市收购，市场收购活跃度较高。市场行情较好，从价格看，主产区中晚籼稻、粳稻收购均价同比每斤均提高3分钱左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主产区玉米收购均价同比提高1毛钱以上，农民普遍反映收益不错。政策托底作用有效发挥，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复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黑龙江五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共安排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790多个、仓容560多亿斤，完全能满足收购需要。截至目前，五省已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180多亿斤。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2022年，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粮食收购统筹组织，指导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扎实做好仓容准备、资金筹措、运力协调、督导检查等各项工作，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粮食收购，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促进粮食高效流通、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产后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去年秋收，我把家里的5万多斤玉米都运到县里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了，自己啥也不用管，不用再犯愁找地方晒粮食、存粮食了！”山东省嘉祥县梁宝寺镇韩集村种粮大户老潘告诉记者，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提供清理、烘干、储存、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让他倍感省心。

　　2017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启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支持整合粮食流通领域现有资源，在全国产粮大县建设一批专业化、经营性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为农民粮食产后提供清理、烘干、收储、加工、销售等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500多家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全国产粮大县粮食产后服务全覆盖的目标任务。2022年，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积极发挥为农服务作用，粮食产后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市场议价能力持续增强，粮食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减损降耗成效日益显现。

　　放眼各地，2022年，安徽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清理、干燥粮食343万吨，带动农民增收近2亿元，减少粮食损失7.6万吨；四川清理、烘干粮食110万吨，节粮减损约3.7万吨，实现农民增收1.1亿元；湖北出台了《粮食烘干能力提升行动方案》，有效促进企业烘干设施提档升级。

　　“2022年，各地安排财政资金176亿元，支持‘十四五’期间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印发粮食节约减损指导意见，依托产后服务中心助农减损增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今年要加强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严肃查处涉粮涉储违法违规案件，大力推进粮食监管信息化，扎实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深入落实粮食节约行动，制修订节粮减损系列标准，坚决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把粮食市场保供稳价摆在突出位置

　　随着春节临近，粮油消费将进入旺季。为确保重大节日和重要时段粮油市场平稳运行，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印发通知，安排做好2023年“两节”“两会”期间粮油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指导各地加强粮源调度，深化产销合作，统筹做好加工、储运、配送等各环节工作，切实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更好满足广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14亿人到点开饭的底气，离不开粮食市场保供稳价。2022年，国家有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粮食市场保供稳价摆在突出位置，坚持精准调控，细化政策措施，国内粮食市场始终保持供应较为充足、运行总体平稳的良好态势。

　　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市场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地区、重点品种、重点时段，随时掌握市场动态变化，及时妥善应对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二是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定期发布粮食收购进度、市场价格等数据信息，适时通报粮食市场运行情况，稳定市场预期，指导各类市场主体有序开展粮食购销活动。三是坚持常年常时在国家粮食交易平台投放政策性粮食，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和调控需要，灵活调整投放品种、数量、时机和节奏，有效保障市场供应。四是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合理把握政府储备轮换时机、节奏和力度，充分发挥吞吐调节作用。

　　“2023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继续全力做好保供稳价，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加强风险预判和战略预置，制定多场景的应对预案，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做好监测预警、形势分析和储备吞吐、预期引导等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行动有力，保持粮食市场平稳，服务能源资源保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0版）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