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空军2架歼-20战机为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运-20飞机护航。
2022年即将写到终章。在这一年的采访经历中,总有一些人和故事会变成珍贵的琥珀,永远封存在时代记忆中。
今年9月16日,记者有幸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自2015年起,我国空军连续8年赴韩国执行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接迎与护送任务。作为记者,我曾记录一批又一批志愿军先烈搭乘运输机归国的道路。这次,空军首次派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20与运-20大型运输机同时执行任务。
9月15日,记者一行人搭乘空军运输机抵达沈阳某军用机场。当天晚上,记者见到了次日要驾驶歼-20执行护航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金头盔”获得者李凌和该旅飞行一大队大队长、“金头盔”获得者高中强。
两位歼-20飞行员来自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航空兵部队。这支部队曾飞过远海高原、也曾征战戈壁荒漠,先后有4人5次夺得“金头盔”。2019年7月,该旅飞行一大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
9月16日一大早,我们赶往机场等待歼-20起飞。指挥塔台传来消息,由于台风影响,执行护航任务的歼-20将会遭遇极端恶劣天气。
就在这时,李凌和高中强驾驶着歼-20滑出跑道,冲上云霄。“当年先辈们飞行不足几十个小时,就敢起飞迎敌。今天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用‘双20’编队列阵长空,迎接先烈‘回家’。”带着这样的信念,李凌操纵战机飞向苍穹。
上午10时许,指挥塔台传来一段振奋人心的通话录音:
“我是空军歼-20飞行员李凌,我部歼-20飞机两架,奉命为您护航。”
“我是空军运-20机长庞荣奇,我部奉命接送志愿军忠烈回国。”
“长空祭忠魂,英雄归故乡。向志愿军忠烈敬礼。”
记者在塔台指挥席的大屏幕上看到,当运-20飞机搭载着88名志愿军英烈遗骸进入中国领空,两架歼-20战机迅速与运-20组成三机编队。它们以空军特有的礼仪,接迎和护送英烈回家。
那一刻,历史和现实交错,光荣与梦想同在。
三机编队顶着台风裹挟而来的雷雨和冰霜,从1000米高空穿破云雾、机动下降到200米的低空。“当时,我仿佛看到身后的88名英烈,正在云中俯瞰机翼下祖国的锦绣河山。”运-20机长庞荣奇满怀感慨。
当运-20平稳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凌和高中强驾驶歼-20低空通场,共同向归来的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88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烈,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如今我们已经拥有比肩强国的先进武器,歼-20、歼-16、轰-6K等国产新型战机振翅高飞的壮美航迹,彰显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勾勒出强国强军的同心圆。运-20的航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脚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递到全世界。
10年来,警巡东海、战巡南海、砺兵台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砺剑高原、海外投送、抗疫救灾、接迎忠烈……人民空军用航迹作笔,不断书写着强国强军的新答卷。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这是一个翱翔九天的战略性军种对历史与未来的回答,也是一名军事记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强军新征程的使命。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9月5日,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图为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转移受灾群众。
站在“桥”前,记者久久不敢前进。
它甚至不能称为桥——仅仅2根排水管和3根用来固定的铁索,却承载着沉甸甸的重担。今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地震,武警四川省总队机动第二支队官兵奉命前往灾区实施救援。这些排水管和铁索的组合体,是唯一可供渡河的“生命之桥”。
同样是在泸定,恍然间,记者仿佛看见了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时,走过的那座铁索桥。
“就地渡河。”随着指挥员刘刚一声令下,官兵们手攀铁索,双脚踩着较粗的排水管,开始向对岸“冲锋”。
沾满油污的铁索异常滑手。由于安全绳数量有限,副大队长王栎帏过河时,已经没有多少防护手段。行至半程,铁索摇晃得愈发厉害。想到前方等待救援的乡亲们,王栎帏抛开杂念,一步步向前走了过去。
先过河的战友打了桶水放在河边,后面的官兵匆匆洗把手便继续出发。很快,桶里的水变成黑色。官兵们裤腿和战靴上的油污却洗不掉,他们把这些痕迹看作自己的勋章。
在抢险救灾现场,记者从未见过一身干净的迷彩服。那些沾在官兵身上的油污和泥土,在雨水与汗水的共同晕染下,构成独属于人民子弟兵的动人图案。虽不整洁,却格外让人安心。
87年前,红军勇士为了革命胜利一往无前,在泸定的铁索桥上铭刻下气壮山河的红色印记。如今,在另一座“桥”上,新时代的人民子弟兵依然奋不顾身地发起冲锋。无论岁月如何变换,风雨之中,中国军人坚定的身影始终如一。
武警雅安支队副支队长陈孝文带队前往震中磨西支援那一天,恰好是儿子出生后的“百天”。救灾期间,他给家里打的第一个电话,是让家人帮忙购买灾区急需的早产儿奶粉。直到部队返回,他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任务区,去一山之隔、同样受灾的妻子娘家看上一眼。
武警甘孜支队特战队员陈煌前出探路,在近乎垂直、高差达80米的峭壁上摸索前进。那次,陈煌从高处摔下来,仅仅休息了20分钟,就忍痛继续出发。回到营地,陈煌越想越后怕。他笑着和战友说:“运气真好,好几次刚走过去石头就砸下来,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班长向军跟记者讲述了在海螺沟景区执行搜索侦察任务的经历。茫茫山林,通信时断时续,他们一边前进,一边躲避余震带来的次生灾害。出发不久,向军和战友遇到几户零散的受困群众。他们把自己携带的干粮和水都送了出去,直到通信中断、身上一点补给都没有。
向军和战友们没有回头,继续向深处搜索营救被困群众,3天后才与受困群众一同搭乘直升机返回。
“你们都已经‘弹尽粮绝’了,为什么还要往前走?”记者问他。
“道路不通,信号中断,受困的百姓难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我们进去和他们在一起,就能把希望带给更多受困的人。”向军说。
人民至上。用行动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康,这是人民子弟兵根植于血脉的传承与信仰,这是他们面临时代考验做出的唯一选择。
救援任务完成,启程返回时,记者看到陈孝文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列队行进。
刺耳的轰鸣声中,一架轰-6K战机从记者眼前的跑道呼啸升空。塔台上,指挥员柴琎的目光一直跟随战机滑行的方向移动。
“离地早了!”看到战机的起飞动作,柴琎握着对讲机提醒飞行员。
“明白!”飞行员立即回应。
这一幕,发生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一架架轰-6K战机依次起飞,飞往靶场进行实弹实投训练。团长柴琎紧盯着电子屏幕上的空中态势,不时拿起话筒对战机发出指令。
天气并不理想,空中雾气很重。柴琎对身旁的战友交代几句话,起身离开指挥席位。记者插空走上前,跟他聊了起来——
“今天的训练设置了什么难点?”
“主要是机动突防。我们在投弹区增加了一些干扰,不能让他们太容易过关!”
柴琎的嘴角不经意露出一丝笑意。记者不禁好奇起来: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为难”大家?
几小时后,战机呼啸着依次落地。看到飞行员们提着头盔走向讲评室,记者立即迎上去跟他们打招呼:“今天训练怎么样?”
“还行吧!空中突防的时候,塔台给了几个特情,需要临机处置。”飞行员吴岳鹏边走边说,“快进入投弹区的时候,目标被烟雾遮挡,我们必须快速降低高度,使用盲投方式进行投弹。”
“还好,精准命中目标!”吴岳鹏自信地回答,似乎并没遇上什么难题。
“别听他吹牛!我们规划好航线、准备投弹的时候出现特情,大家都很意外。岳鹏,你忘了当时自己啥反应?”飞行员黄文在一旁“拆台”,大家都乐了。
走进讲评室,飞行员们立即打开飞行记录本。团长柴琎一脸严肃地挨个点出刚才飞行中的问题,并仔细讲解了这些特情的正确处理方法。
柴琎所在的航空兵团曾执行过许多重大任务。今年8月初,柴琎驾驶战机与战友组成轰炸机编队,参加了战区组织的实战化联合演训。任务结束后,记者拨通柴琎的电话。柴琎告诉记者,这次任务实施条件比较复杂,飞行员做到了准时升空、接令即打、精准命中,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为战而生,为战而练。那一刻,记者脑海中浮现出柴琎身穿飞行服、指挥轰-6K战机的姿态。在一线部队,记者采访了很多像柴琎一样的官兵,他们心中满怀着必胜信念。
今年6月,火箭军某常规导弹旅在连绵的阴雨中举行了一场考核。“为什么要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考核?”看着官兵们身上脸上沾满泥水,争分夺秒地向前追赶,记者忍不住询问营长刘前精。“打仗是不会让我们选天气的,考核也一样。”他的回答,记者至今难忘。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该旅多型号常规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区域。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记者相信,这不仅是该旅官兵的回答,也是中国军人共同的回答。
“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正在施工。
汽车翻越达坂的时候,一阵剧烈的晕眩突然袭来。
来到高原后,记者早已习惯这样的情况。
车窗外,一泓蔚蓝的湖水映入眼帘,一时分不清水与天的界线。走过盘旋颠簸的山路,不知道拐过多少道弯,记者一行到达今天的采访地点。入口处,“能修善战担使命、血拼到底谋打赢”14个大字格外醒目。
王世彬大口喘着粗气,厚厚的作训服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这位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某连连长,刚刚带领官兵通过一段坡地,把物资扛到指定位置。
记者试着用双手搬起一袋物资,没走几步,便感到呼吸急促,双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在雪域高原,原地不动都可能出现高原反应。记者难以想象,官兵们在完成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时,身体经受着怎样的考验。
王世彬接过记者手中的物资,笑着念起了一首描写工兵的打油诗——
“锤落钢钎短,持钻虎口断。汗透战士衣,肩头皮肤烂。手掌血泡连,脚下鞋底穿。抬头包公脸,弯腰钢铁汉。”
该团不少官兵是第一次上高原。那段时间,他们日出而作、戴月而归,和时间赛跑,顶着头痛、胸闷、失眠的高原反应艰苦奋斗。
在一辆挖掘机前,记者见到了一级上士付晓华。作为装备操作手,付晓华黝黑的脸上,写满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他是我们连有名的‘拼命三郎’。为了赶工期,他每天连续工作将近15小时,收工时,连跳下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让班里的战友把他背下来。”王世彬告诉记者。
听到连长的话,付晓华腼腆地摆了摆手:“我们连的战友没有一个不拼的。”
那天凌晨两点,付晓华操作的挖掘机出现故障。天上下着暴雨,为了不耽误工期,战友刘金帆就躺在冰冷泥泞的地面上,对着挖掘机的底盘进行抢修。刘金帆当时说的一句话,付晓华到现在都记得:“这台挖掘机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不能让你用一件坏了的武器上战场。”
面对艰险与苦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在高原采访过程中,记者见证了太多感动。这里有三代从军、戍边20余年的老边防,有驻地相隔不远、却半年不能相见的“军人伉俪”,有坚守在边防一线、曾直面生死考验的英雄连长……祖国西陲,他们用血肉之躯书写下一首首热血而浪漫的边关之诗。
高原上,记者遇到了列兵戚嘉洺。这名00后战士来自江苏,他所在的点位距离他的家乡超过5000公里。
“为什么愿意来这里?”记者问戚嘉洺。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和宝贵的财富。”这名年轻军人坚定地说,“每个人的青春都只有一次,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我感到很幸福。”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